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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古城闹社火：击鼓奏乐，且耍且歌******

　　中新网西宁1月31日电题：高原古城闹社火：击鼓奏乐，且耍且歌

　　作者潘雨洁

　　来到中国4年多，土库曼斯坦留学生王东第一次觉得春节如此“刺激好玩儿”：在两个师傅搀扶下，他颤颤巍巍站上70厘米的高跷，小心翼翼地向前迈步。“站在上面(高跷)身体很难保持平衡，但感觉非常有意思。”他说。

　　一旁，18岁的韩启旺脸涂油彩，正麻利地将双脚用红绸绑在2.8米的高跷上。“凌晨两点就起床化妆，”他说。虽同样是“首秀”，他却选了最高的木跷，从小生活在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总南村的他信心十足：“社火年年耍，不用专门学。”

图为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的高跷表演。　马铭言摄

　　“他的扮相是‘杨五郎’，”村民介绍：“今天表演的是《杨门虎将》金沙滩赴宴片段。”据了解，当地高跷队扮演的角色众多，既有孙悟空、白素贞等妇孺皆知的民间形象，亦有一身正气的包拯、保家卫国的杨家将、替父从军的花木兰等英雄人物。

　　连日来，青海省东部多市县正组织大型社火表演。社火源于民间古老的土地神与火神崇拜，最早自汉代传入青海，及至明清时期，随大规模汉人迁移，在该省东部的黄河上游河湟地区，“正月里闹社火”的规模愈发壮大，至今仍是重要年俗之一。

图为留学生王东体验社火表演。　马铭言摄

　　正午时分击鼓奏乐，西宁市城中区总寨镇的村民们围拢起来，“龙头老大”带领十人统一踩着鼓点，长龙上下翻腾，或仰头直上，或蜷头曲尾。紧接着，耍狮子、踩高跷、老秧歌、藏舞等表演陆续登场，引得观众连连叫好。村墙、台阶上人头攒动，挤在最前面的孩子手里拿着冰糖葫芦和热气腾腾的卤煮，附近临时支起的小吃摊前也排起队。

　　“过去，村民们跳秧歌时没有现在的绫罗绸缎，就把自己干活时穿的羊皮短袄翻穿，戴着毡帽、拿着小棍敲敲打打。”总南村村民韩国琦已年过花甲，但儿时赶社火的热闹情形依然记忆犹新。

　　“老人们喜欢的耍狮子、高跷、旱船等，都是来自南方、中原的传统表演，村里的年轻姑娘们则喜欢穿着鲜艳的藏服跳藏舞。”在韩国琦看来，河湟社火在历史演变中，不断融合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

　　14岁的韩晓兰从小喜欢耍枪弄剑，今天，她第一次将练习了三年的招式表演给台下的长辈和同学。

　　“这些年，村里的社火不仅观看人数多，而且家家户户都会参与，演员年龄小至五六岁，大至七十多岁。”在韩国琦看来，村民们对古老传统的热情有增无减，反而更加受到年轻群体的欢迎。

　　据悉，当地社火一般在正月初六到初八间拉开帷幕，期间，由几百位村民自发组成的社火队，在大街小巷环绕游走，挨家挨户访问民众、送上祝福；同时组织集中表演，白天夜晚击鼓起舞，且耍且歌，直到正月十六晚结束。(完)

《平原上的摩西》：成功的改编全新的创作******

　　根据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改编的同名迷你剧在迷雾剧场首播时，确认入围今年柏林影展的剧集单元。这个展映单元的设立以及选片原则，是为了呈现多种放映平台上的当代电影怎样展开“长故事”的叙述。就这一点而言，《平原上的摩西》脱离了观众司空见惯的悬疑连续剧的模式，它更适宜被当作一部7小时的长片。

　　双雪涛写作《平原上的摩西》，明显地致敬福克纳，借鉴《我弥留之际》的叙事手法，以多视角多声道的独白的混响，拼贴出一段从1990年代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的东北往事。导演张大磊在改编和拍摄中，把故事的背景转移到同时期的呼和浩特，剥除了原作中“铁西区”“艳粉街”等具有强烈辨识度的地域和时代符号。这并不折损小说文本提供的阐释空间，导演把小说当作一个特别的起点，由此展开了属于他的全新创作。

　　生活场景中的阴郁抒情

　　小说以多角色的回忆展开，时间轴是滑动的，不断地从“此刻”回溯到过往的某一刻。最先出场的是男主角庄树的父亲庄德增，他从1990年代初国企改革前夜的“下海”决定讲起，钩沉与庄树母亲傅东心在1980年前后的相亲、成家。剧集回避了这种张扬叙事技巧的跳跃时间线，按部就班地细说从头，开始于傅东心坐公交车去公园赴约，街景不断向她身后退去，不知哪里的喇叭，传出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主题曲。即便不知道这支曲子的来历，以沉稳的节奏流过画面的细节，构成了直观的“沸腾生活”。视与听制造的第一印象，让人想起本雅明的这段话：历史是被建构的，建构的重点不是空虚的时间，而是具体的时代，具体的工作，具体的生活。

　　抱着对“悬疑”的期待打开这部剧集的观众，很可能是失望的，除了第二集和第六集的结尾，剧中没有明确的事件正面爆发，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在出场人物身上，很难找到清晰的意志，更没有剧情片常规的“行动”。十多年时光流逝，国营工厂改制，工人新村拆迁，连环杀人案爆发，便衣警察在平安夜横尸贫民窟……本该倾覆生活的剧变和惊人事件，被生活的无数微小尘埃覆盖了。导演把更多的耐心交付给家庭和邻里的生活场景实录：女婿陪丈人喝酒，女儿和父亲商量买什么雪糕，老师带着孩子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甚至，当大案发生以后，警员们熬夜查卷宗、私服暗访等情节，没有被浓墨重彩地渲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捆绑了，而观众更多看到他们在工作的同时，和普通人一样喝酒、泡澡、吃夜宵。摄影机成了显微镜，镜头前展开了微观的、具体的生活环境，以及活动在这环境里的人们。

　　剧中屡次引用《卡拉马佐夫兄弟》，整体的剧作气质却多少有些切近契诃夫的意境。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那么多的欺瞒、背叛和暴力发生过，都是在看不见的“暗场”。创作者搁置了事件和行动，超越社会语境而深入日常生活的内涵，把重心转向刻画人的生存状态，更进一步，深入他们捉摸不定的精神世界，寻找他们隐藏于内心的波动。

　　小说中，傅东心像是承载了若干现象的容器，起初是委曲求全的知识分子，后来得到“先富起来”的红利，是自我放逐的文艺阔太。剧集最大胆的改编是一开始就用高光照亮了这个和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即便海清的表演存在争议，剧作呈现的傅东心也是当下影视剧中的稀缺形象。她不是错生在特殊年代的林黛玉，也不是被糙汉丈夫庇护的女版堂吉诃德。她更多集中了契诃夫笔下一部分角色的特质，既是没有扣动扳机的特里普列夫(《海鸥》)，也是下沉得更彻底的柳苞芙(《樱桃园》)，她在无法摆脱的环境里因为抱有理想而格外痛苦。傅东心以“熬下去”的状态度过了她的大半生，自甘游荡于“正常生活”的边缘，她的大半生汇聚成一种阴郁的抒情，这也塑造了整部剧集的精神底色。

　　湖水、平原和枪声

　　从对“傅东心”的刻画到作品整体的气质，相比小说的冷冽干脆，剧集平添了怀疑和哀怨，这就注定了女主角李斐的结局是两条不同的“路”。

　　小说尾声，浑然不知李斐惨烈经历的庄树心存幻想，以为童年往事的回忆能把湖水变成平原。最后一句话陡然宕开现实，展开青春尽头的冷酷仙境：“北方午后的微风吹着她，向着岸边走去。”这则结尾，和《刺杀小说家》意趣相通，“信念”介入且暂时地战胜了现实。

　　而在剧中，李斐把枪口对准自己，虽然这个画面没有正面出现，但她的死是确定的，她的悲剧也是确定的。这个改写，并不是影像用形而下的结论对峙文本形而上的憧憬。一声沉闷的枪响，宛如同时砸在观众大脑和内心的重锤，提醒人们之前看到的“万家灯火”里潜伏着可怕的危机，甚至是能把人摧毁的。

　　一种彻底的悲剧精神流淌在整部剧集：蒋不凡是个正直的警察，但他在“准时破案”的压力下做出严重错判，最终赔付自己的性命；庄树渴望查清陈年血案，但真相把多灾多难的李斐推入更深的深渊；李斐是最无辜的，12岁的她为了在平安夜见到庄树而对父亲撒谎，这个谎言让他们坐上伪装成出租车司机的蒋不凡的车，引发了蝴蝶效应般的惨剧。他们的生活支离破碎甚至万劫不复，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悲剧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没有谁应该承担全责——他们面对命运随心所欲的拨弄和玩笑，无可奈何。

　　导演以耐心的视听节奏铺陈具体的人间悲喜的点点滴滴，诚实地面对人性和人的存在，一旦创作者抒情地陈述具体的人的卑微和局限，以及因此而无法幸免的道德困境，真正的悲剧诞生了。这里没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情，没有摩西在平原上分开湖水，李斐和庄树的命运都脱离了他们的意愿。

　　卧倒在船上的李斐像死去的天鹅，庄树在染血的湖面上回忆他和李斐共度的童年夏日，比起小说轻灵浪漫的余韵，剧集结束于哀怜的凝视，也是这份“怨而不颂”的哀怜姿态，成就了影像表达中不多见的美学调性。(本报记者柳青)

　　(来源：文汇报 2023年2月3日第6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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